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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6-03-17 12:53    点击次数: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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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 瑶

西南实力派等东谈主脱离蒋介石的收尾

1949年11月30日,蒋介石飞到成都,住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准备据守成都,并遴荐下一步的退路。为此,他主要依仗集团。

早在11月18日,蒋介石就致电胡宗南:“彭水昨已失陷,场面较急,务望弟部主力于旬日内转进于成都平原为要。如重庆危险,则掩护弟部之转进更难为虑尔。”胡宗南立即部署南撤。自若军第十八兵团追踪南下,与南面的二野主力对国民党军酿成南北夹攻之势。至12月上旬,集结于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有胡宗南集团的第八、第七、第十八兵团,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所部第十六兵团,西南军政主座公署直属的第十五兵团和原属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的第二十兵团残部,加上宪兵和后方部队,约32万东谈主。

要守住川西和西康、云南,还必须获得西南地方实力派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主座公署副主座邓锡侯、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潘文采的配合。为此,蒋介石刚到成都就接见了邓锡侯、刘文辉和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南军政主座公署副主座王瓒绪等官员,就成都扫视交换意见。随后由西南军政主座公署军政主座张群同邓锡侯、刘文辉语言。张群但愿邓、刘和胡宗南合署办公,并建议他们把家眷送往台湾。

关联词,早在11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即向川、黔、康、滇的国民党军政东谈主员建议四项公告,第一项是针对国民党队列的,指出:“国民党队列应即住手反抗,住手浩大,听候改编。凡住手反抗,听候改编者,不管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一视同仁,指定驻地,暂维近况,而后即依照东谈主民自若军的形状实行改编,所有这个词官兵,按级托福。凡怡悦放下刀兵者,一册自发原则,或差异托福,或资遣回籍。凡飞速脱离反改变阵营并协同东谈主民自若军作战者,当论功行赏。要是你们怡悦这么作念,你们随时不错派代表到隔邻的东谈主民自若军接洽。”第二至第四项是差异针对国民党政府机关政事、经济、文化、耕种职责主谈主员,国民党密探东谈主员和乡保东谈主员的。

此时,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采也曾同中共考虑,正在酝酿举义。他们同中共走动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早在1938年夏,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王明)途经成都时,就差异到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采的寓所同他们会晤。

1942年2月,周恩来初次会见了刘文辉。4月,签订了八路军和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的十二条条约,骨子包括:两军合作,抗战到底;设立电台;不在刘文辉部队发展中共组织;结伙强迫蒋介石,互相支援。

潘文采是刘湘的承袭东谈主,接管了刘湘联共、反蒋、抗日的谈路。1939年4月,周恩来到成都,同潘谈了国表里场面和任务,但愿潘协作西南的民主力量,共同反对蒋介石气馁抗日、压制民主、扬弃异己的政策。6月,周恩来先后派唐午园、甘树东谈主到潘部职责。

1942年6月,为争取地方实力派协作抗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向龙云、刘文辉和潘文采部派出了职责主谈主员,认真聚拢。他派王少春、秦惠芬配头带着小男儿和报务员杨作爱(杨不久因病回重庆,由石励接替)到西康省会雅安装立供两边聚拢的电台,这部电台一直使用到1949年12月刘文辉举义。周恩来还派重庆八路军服务处电台台长钱松甫、江洪配头到四川阆中潘部架设聚拢电台。这部电台一直使用到抗战告捷。

中共对邓锡侯的影响亦然相比早的。1937年七七事变后,邓锡侯率第二十二集团军到山西同日军作战。第二十二集团军驻洪洞县时,驻地与八路军总部相邻。而邓锡侯和朱德早在民国初年朱德随蔡锷的护国军入川时就富厚。因此,邓锡侯屡次请朱德给军官讲抗日场面和八路军的政策战术。1940年,邓锡侯遴聘着名法学家潘大逵为川康绥靖公署咨询人。1943年,潘大逵干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9年3月任民盟西南总支部筹委会主任委员)。其间,陆续给邓锡侯作念职责,规划邓举义。1948年6月,蒋介石为分化成都地区的地方实力派,任命邓为川陕绥靖公署主任,要调他的部队第九十五军到汉中,协助胡宗南谢却川北。邓借故拒不就职,把部队留在成都地区。二野进军四川后派东谈主给邓锡侯送去电台呼号和密码。邓锡侯即架设电台同二野考虑。

1949年九十月间,在自若军行将进行西南构兵时,中共中央电示王少春,要王劝说刘文辉结伙西南实力派一谈举义。刘文辉通过王少春的电台致电周恩来,略谓:年来受蒋压迫,积怨难言,处境贫穷,只可黧黑准备。今已与邓锡侯等约好,决定投向东谈主民。今后何如行动,请予指令。周恩来复电:雄师行将西指,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但不宜过早行动,幸免无须要的蚀本。随后,中共代表和刘文辉约定:在自若军贴近成都时发动举义,然后配合自若军堵塞胡宗南逃往西康的谈路。

蒋介石到成都后,命张群陆续逼迫刘文辉、邓锡侯、潘文采配合胡宗南,干与川西决战,刘、邓、潘则有口无心。蒋介石派陪同室主任陈希曾给潘送去到海南岛的飞机票。潘向中共留蓉职责部副支书吕振修问计。吕要潘离开成都。潘又与邓锡侯考虑,得知灌县有邓锡侯的部队。5日,潘文采以养痾为名到达灌县。

12月4日,自若军自若泸县。5日,自若内江、自流井,正步步向乐山、成都鼓吹。同日,周恩来致电王少春:“望即转告刘自乾(即刘文辉)先生,时机已至,无须再作恭候。蒋匪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却,且应结伙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反馈刘、邓两将军11月24日的‘四项号召’。行动要道在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万一侵入,应步步拦阻,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自若军赶到后协同歼敌。”

蒋介石知谈,成都可能保不住,准备退往昆明。此时,他想把“政府”迁至台湾,在昆明设一个由他镇守的大本营。12月6日,他要张群第二天飞到昆明同卢汉考虑“行政院”或大本营迁昆明的问题。当晚,张群到刘文辉官邸向刘辞行,说他要去昆明,一两天就追想。张对刘说:“场面是严重的。咱们多年同事,但愿你和晋康(即邓锡侯)坚执不渝,共支危局。国度有目的,个东谈主亦有目的。万一不成,要走,已往咱们一王人走。”

张群走后,刘文辉以为这是不详之兆。他回忆说:“因为蒋对他的政敌,一向是用两套戏法,用一种东谈主来笼络,一种东谈主来抨击。现时,这以柔术取东谈主的张群走了,可能下一场就要叫他那凶神恶煞的胡(宗南)王(陵基)二将出台演‘黑旋风’了。”

12月7日,蒋介石要召见刘文辉、邓锡侯。刘、邓深知,此乃请君入瓮。于是,两东谈主神秘离开成都,到达邓锡侯部队收尾的彭县(今彭州市)。刘文辉还给蒋介石留了一封信,说王陵基与其为难。当日,蒋介石在日志中写谈:“刘文辉、邓锡侯避而不敢应召,不雅其来函更可解说其内心所在。彼借口以怕王主席与其为难,而实则另有作为。彼等已受匪恐吓,决作投暗弃明之叛离,似已成竹在胸矣。”

蒋介石寄但愿于云南的卢汉

中共和卢汉的走动也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起源要从龙云提及。抗战初期,云南地方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日益敏感。1939年中共南边局成当场,周恩来指令:“要充分应用龙云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发展调治阵线职责。”决定由原中共云南工委秘书李群杰专诚作念云南表层的统战职责。

1938年六七月间,龙云到武汉去见蒋介石,途经成都时,刘文辉、邓锡侯、潘文采同龙云会面。为增强遏抑蒋介石的力量,四方签订了一个协定,骨子精真金不怕火如下:一、一致拥护抗战国策。二、如有违抗抗战国策者,即为川、滇、康三省之公敌,共同反对之。三、为确保抗战国策之已毕,三省在军事、政事、经济各方面须已毕合作,对于合作具体目的另行派员约定。

1940年11月,龙云接管《新华日报》记者采访,默示:“敌东谈主图谋加紧挑拨搬弄,世界应该加紧协作,抗战到底。”他救助云南的民主力量。1940年,何应钦到昆明督促龙云建立党政军联席呈文会,加强对中共偏激他民主力量的驻防和弹压。云南工委通过统战对象向龙云指出:成立这个机构会让国民党密探俟机参预云南,对抗战不利,也对地方不利。龙云借故拖延。

1943年秋,周恩来应龙云的条件,派时任云南大学耕种的华岗与其告成考虑。此后,龙云进一步奉行开明政策,对顽强派几次规划反共都予以遏抑。云南爱国民主畅通飞速发展,被称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龙云的作为遭到蒋介石的忌恨。抗战告捷后,蒋介石敕令卢汉带领滇军两个军启程越南受降,随后下令驻昆明的第五集团军司令官杜聿明发动一忽儿伏击,将龙云押往重庆,给予军事征询院院长的形态,加以软禁。1948年12月9日,龙云经好意思国空军飞虎队陈纳德的匡助,逃往香港。

龙云被软禁后,蒋介石敕令龙云的表弟卢汉接替他的职务。

蒋介石软禁龙云,不仅莫得处罚反而加重了同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矛盾。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从由举义的滇军改编的自若军第五十军中遴派一些干部到云南作念卢汉的策反职责。东北军区采选由第五十军代照管长张秉昌赶赴。张秉昌早在1929年即在卢汉辖下荷戈,一直当到团长,同卢汉关系密切。

东北军区并吞条件张秉昌向卢汉转达中共中央军委的三点意见:一、自若军过江后,要卢汉立即标明愿否举义。二、但愿对蒋缺乏,给自若军滇桂黔边纵队支援一些刀兵。三、不错使用朱家璧(自若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的电台。要是卢汉怡悦举义,请派东谈主到北平找周恩来和朱德。

张秉昌带了曾任卢汉警卫营营长的第五十军第一四九师师长龙耀给卢汉的一封信出发,于5月5日到达昆明,随后向卢汉转达了中共中央军委的三点意见。

5月底,卢汉派他的内弟、云南保安第三旅旅长龙泽汇到寻甸磨盘寺同朱家璧会晤。两边约定,云南保安部队不得进犯边纵。如云南保安部队被动配合国民党中央军进犯边纵,则应向边纵通报保安部队行军阶梯,并实时向边纵提供国民党中央军的联系谍报。两边折服了聚拢形状。会后,卢汉派汽车向边纵运送刀兵和弹药。

6月,朱德请随傅作义接管和平改编的原北平警备总司令兼国民党军第四兵团副司令官周体仁到昆明动员卢汉举义。与此同期,卢汉为准备举义,派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失去组织关系)的宋一痕,经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神秘到北平,受到周恩来、朱德、李维汉、李克农的接见。周恩来针对卢汉准备举义指令:一、接待。二、既往不咎。三、现时还不到本领。两边考虑通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此后,卢汉一面临蒋介石缺乏,一面加紧作念举义的准备。12月,逃遁的国民党军政机关挨三顶五。蒋介石条件卢汉让出昆明,将云南省政府搬动到滇西。卢汉先是拖延,继而通警戒烟土烟,病休。3日,派周体慈悲我方的私东谈主代表林南园去香港找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驻港认真东谈看法铁生接洽举义事宜,随后还筹算到广州晋见叶剑英。张铁生以为,场面紧迫,应争取时辰,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和西南行政公署迁到昆明之前举义。周、林考虑,决定由周体仁到广州,林南园回昆明转达华南分局的指令。

12月8日,蒋介石打电话给在昆明的张群,要他偕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八军军长李弥和第九十全军军长龙泽汇立即飞到成都。张群向蒋介石敷陈卢汉近况后,蒋介石在日志中写谈:“正在戒烟,故其心身皆变态反常,只想退避要钱,至于公义私交皆不顾矣。”蒋介石让张群等当天再去昆明,并召见余、李、龙三位军长动员卢汉保卫云南,“不成作撤回迤西之想”。条件三东谈主转达卢汉矍铄奉行,军费问题中央不错担任。

12月9日中午,张群等飞往昆明。下昼2时,蒋介石获悉昆明机场已封锁飞机升空,知谈场面有变,同张群通话,知谈张群还莫得见到卢汉。到晚上,电报、电话皆欠亨。

就在这一天,卢汉通电,反馈刘文辉等的通电,立即举义。

蒋介石看了卢汉的通电,在日志中写谈:“闻之并无所感,只觉本人之鸠拙愚拙一再受欺,一再养乱。致使党国与军民遭遇此空前侮辱与莫大之灾殃耳。小子和毛糙,太不警悟,儆醒矣。近月以来,逆卢言行,早露叛迹,如实时驻防,或赶早处罚,犹易为力,奈何将错就错,蒙昧无知如斯也。”

蒋介石反念念来反念念去,便是不反念念他为什么落得众叛亲离。

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便是卢汉是否也曾想幽囚蒋介石。有两则史料救助这一说法。

一则出自李宗仁回忆录。11月3日,李宗仁由重庆飞抵昆明。李宗仁回忆:卢汉曾“巩固其事地向我建议说:‘总统,蒋介石是要复职了,可否由我二东谈主发电报给他,建议把国民政府迁到昆明来。等他一到昆明,我便把他扣起来,一派一派割掉他,以泄心头之愤’”。

另一则出自蒋经国12月10日日志:“今晨,渝昆电讯复通,而第一封电报却是卢汉拍致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幽囚父亲。”

这两则史料因为笔者未见到干证,姑且录以备考。

蒋介石为什么要阻误成都

蒋经国在1949年12月10日的日志中写谈:“父亲近数日来徒以胡宗南部未能按时聚合,必须阻误成都,以掩护其达成任务,故屡次准备起行而又屡次阻隔。”

对此,蒋介石一度至极景色。在离开大陆的第三天,他在《西南战局演变之经由》的讲话中说:

在我留驻西南的二十六天当中,由于我苦心的调整,军政干部日夜束缚的悉力,完成了一件顶点劳苦况兼极有历史好奇赞佩好奇赞佩的职责,便是掩护胡主任宗南四十万雄师的滚动。这一次胡主任所部雄师在共匪的坚持之下,由秦岭山脉一千四百公里的正面,脱离战场,转进到距离最前列快要二千公里的川西地区,而莫得遭遇任何的蚀本,不错说历史上所未有的古迹,亦然一般东谈主以为不可能的一件事。

蒋经国在12月10日的日志中还写谈:“当天以昆明又告陷于共军手中,乃询各方意见,决回台北处理政府搬动多样要务。临行复与胡宗南主座单独面谈三次,始觉宽解。”

下昼2时,蒋介石将要出发到机场。这时又出了一个小插曲。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公将启行,时刘文辉所部叛军已布满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分校大门隔邻,陪同东谈主员请公从后门出,公当即严词拒却,谓:‘我从哪个门进来,也要从哪个门出去。’”

事实上,此时刘文辉的主力第二十四军部署在成(都)雅(安)公路和乐(山)西(昌)公路,准备阻击胡宗南部队撤往西康。为掩护电台和民主东谈主士,刘文辉在成都只保留了一支小部队,也曾撤到城外武侯祠一带。在成都充斥着的是胡宗南部队,因此,蒋介石就不需要走后门了。

12月10日下昼,蒋介石父子从成都凤凰山机场升空,18时30分到达台北。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回忆:“咱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万里长征,不堪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地盘的终末一别!”

蒋介石在12月10日的日志中居然莫得提离开大陆,直到16日写“上星期反省录”时才“接旬日志事”:“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升空,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二十半(?)到台北与辞(修)同车入草卢回寓,空气轻清,环境落寞,与成都晦塞阴千里相较,则判若天渊矣。”

蒋介石寄托厚望的胡宗南部队自后战况何如?至12月21日,胡宗南部在成都已被自若军团团围住。为反馈刘伯承、邓小平的四项公告,师法刘文辉、邓锡侯、潘文采的善举,12月11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率部在宜宾举义。21日,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曹甦元率第十六兵团4万余东谈主在广汉举义。24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和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差异率部在彭县(今彭州市)举义。25日,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在德阳举义。27日,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率部在简阳以西举义。28日,国民党军第三兵团司令朱鼎卿率部在金堂举义。

在这自若军重重围困、国民党军纷繁举义的场面下,12月22日,胡宗南在新津召开军长会议,折服向雅安、西昌场所夺路解围。事实上他对此毫无信心,23日就丢下行将被歼的部队,逃往海南岛。

蒋介石离开大陆后,在莫得李宗仁“代总统”的嘱托下,于1950年3月1日自行文告“复行视事”,以离职的前“总统”身份复任“总统”。按国民党政府的“宪法”规则,“总统”由“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产生。到台湾后就由逃往台湾的“国大代表”选举。但是,按“宪法”“国大代表”每六年需换届。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难题。因为逃到台湾的“国大代表”大体上各省都有,一换届,选出的“国大代表”都是台湾东谈主,要是把金门、马祖看成福建省,也只好两个省,“国大代表”就莫得了代表性,于是就不换届。尽管“国大代表”都垂垂老矣,如故让蒋介石连选连任,直到蒋1975年4月5日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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